全美十大超级女科学艾滋病协会会员家黄以静去世

全美十大超级女科学艾滋病协会会员家黄以静去世。当地时间7月8日，著名华裔分子病毒学家黄以静（Flossie Wong-Staal）因肺炎（与新冠无关）并发症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雅格医疗中心去世，享年73岁。黄以静是世界首位破解艾滋病毒 RNA 结构的科学家，因共同发现和首次克隆导致艾滋病的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而闻名。

黄以静，女，出生于广东中山。5岁时居香港，就读于圣玛利诺中学。1965年赴美，在加州洛杉矶大学读书，1968年取得学士学位，随即进入研究年研究分子生物学。1972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生物学博士学位，一年后在马里兰州比塞大学全国癌症研究所任职。1990年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负责筹办艾滋病研究中心。

黄以静于1989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破解艾滋病HIV病毒DNA结构的科学家，为研制艾滋病疫苗开辟了新路。其后，她又与同事们一起利用一种轻感冒病毒的基因切片，制出一种类似艾滋病毒蛋白质表层的活性物质，以供进一步研制疫苗之用。

黄以静以美国国家艾滋病协会会员的身份，受聘为全世界24家科学杂志的编辑，并担任美国哈佛大学、丹福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的顾问，曾被美国科学资料中心评为“全美十大超级女科学家”之一。

美籍华裔病毒学家Flossie Wong-Staal在拉霍亚去世，他通过帮助确定艾滋病的病因挽救了无数生命，并将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大学变成了世界领先的疾病研究中心之一。

黄以静于1946年8月27日出生于中国广州，1952年随全家迁往香港，进入了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她对诗歌和写作很感兴趣，但她在考试中表现得很好，并被引导到科学领域，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的激情。”黄以静的女儿Stephanie Staal提到。

1964年，黄以静前往美国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在那里获得了细菌学学士学位和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1973年，她在UCSD短暂地进行博士后工作。当年黄以静来到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在病毒学家Robert Gallo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

很快，黄以静成为Gallo实验室研究逆转录病毒团队的重要贡献者。NCI的一篇文章称，Gallo和黄以静在20年里共计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她也是上世纪80年代科学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女性科学家，在学术期刊上被引用了7772次。2019年，黄以静被列入美国国家女性名人堂（National Women’s Hall of Fame），以表彰她对领域的贡献。

在Gallo的实验室里，黄以静是发现第一种人类逆转录病毒——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1型（HTLV-1）的小组成员之一，并证明这种病毒可能导致癌症。虽然人们现在已经知道逆转录病毒是通过将其遗传物质直接插入宿主的基因组进行复制的，但当时的科学家对这些病毒是否会导致人类癌症持怀疑态度。

黄以静在1997年的口述历史中说道，“当时的教条是（人类肿瘤病毒）不存在。”

20世纪80年代初，当艾滋病病例开始以惊人的数字出现时，黄以静将研究HIV作为主要焦点，这种导致艾滋病的病毒被证明是一种逆转录病毒。

1984年4月，Gallo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声称他发现了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并正在进行HIV的商业血液测试。此举激怒了法国，该国认为是本国科学家Luc Montagnier发现了艾滋病的原因。1987年，美国和法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Gallo和Montagnier共享该发现，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争论掩盖了像黄以静这样的人的贡献，她在这个发现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Gallo表示，“她是研究艾滋病毒分子生物学和病毒内部变异的重要力量，她还做了第二代HIV血液检测的分子生物学。”

随后，黄以静被广泛认同为艾滋病病因的共同发现者。1985年，她还成为第一个克隆艾滋病病毒的科学家，并开始研究其基因的功能，这是开发最终治疗方法的必要步骤。

1990年，黄以静最终离开了NCI，当时最大的驱动力是开发艾滋病疗法，她加入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启动了一个新的艾滋病研究中心。在她的领导下，该中心成为该领域的世界权威机构之一。如今用于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即源于黄以静对病毒遗传物质变异的研究。

后来，黄以静还与第二任丈夫Jeffrey McKelvy共同创立了生物制药公司Immusol（后来更名为iTherX Pharmaceuticals），继续开发治疗丙型肝炎等疾病的药物。

黄以静退休后仍继续追求其热爱的项目，包括她在iTherX的工作。她的家人回忆说，正是她对工作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同事们的钦佩。“我记得她穿着实验室大褂，周围都是高大的男人，她只有5英尺2英寸，但她总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她的另一名女儿Caroline Vega表示。

“她是抗击艾滋病毒的巨人之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卫生科学副校长David Brenner博士说，“她与Gallo博士合作，从根本上揭示了艾滋病的成因，并促成了第一个药物治疗。”

“黄以静是我共事过的最好的科学家之一。如果没有她，我们实验室里的许多事情永远不会以原来的方式或同样的速度完成。”Gallo告诉《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她很出色，我永远不会忘记她。”